美国学术自主的借鉴

190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发表了他对中国移民问题的看法，并为此触怒了罗斯福夫人，而遭解职。随后该校另有七位教授辞职以示抗议。

当时，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并成立了著名的“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著名的《1915宣言》（AAUP's 1915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随著那次会议诞生，并为学术自主立下原则：（1）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2）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3）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

以上历史，记载在前哈佛大学校长德瑞克•博克(Derek Bok) 的著作《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博克前后掌管了哈佛20年（1971-1991年），在1981年任职哈佛大学校长期间写下这段历史(注1)。

《1915宣言》的诞生，标志著西方大学历史上的第二波学术自主运动。如果说第一波学术自主的争取，是科学家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二波就是知识分子与出资者（校董）之间的冲突。


对于杜威（右图）等人来说，当时学术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于保守的董事会和顺从（董事）的校长。为了防止大学行政管理层把某些价值观强加于他们或禁止他们提出争议的观点和不受欢迎的思想，起草《1915宣言》的教授们要求大学必须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中立。

1915年后，随著董事会成员们对大学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将自己观点强加给学术人员的行为越来越少，学术自主的概念不断得到丰富，范围也得到扩大，逐渐涵盖学生群体，这包括学生可以选择何时学习、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自主性和自由。

1960年代，是美国学术自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水岭。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一方面扩大了学术自主的范围，一方面同时给美国的学术自主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激进的学生团体，对美国大学的办学方向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大学必须负担起社会责任，对人类苦难要有敏感度，要用积极手段弥补社会的不公正。

这一场学生运动，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正负面都有。正面的部分，是以上两项社会运动成功迫使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手段纠正社会不平等，并进一步落实到大学的行政管理，要求学校的招生条例、空间设计等，为女性、黑人和残障者提供更多机会，以对弱势群体做出结构性的补偿（注2）。

此一联邦政策，主要对大学的资源配置造成排挤，在行政面干预了大专的自治，但对学术自主来说，并没有太大伤害。这一变化，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对大学有更多的行政干预，引发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负面的影响，主要是部分的激进团体，不只干预学校的行政，甚至要求大学放弃中立，干预学术人员研究特定课题（比如基因与智能的研究），并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教科书。一直到美国宗教保守派和正统派，对学院的激进派老师及学生的价值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后者才重返《1915宣言》的传统学术自主精神，对大学应该保持中立的观点坚持不放。

整体而言，1960年代的两场运动所产生的氛围，迫使美国大学反思大专与社区、大学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不管是学院内的传统人士还是激进派改革者，都认为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在于贡献的方式和如何评估所承受的负担。

相较于国家行政命令的干预，研究经费的需求，给美国学术自主带来的威胁，显得非常微妙和难以察觉。财团和政府拨款，左右了大学的许多研究项目。对研究经费的渴望，使得学术人员跟财团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依赖和庇护关系。很多研究课题，不再是根据学术人员的真正兴趣开展，而是迎合拨款者的要求。为了避免得罪出资者，部分学者不自觉地丧失了独立性，甚或改变价值观点。

以上几个阶段的学术自主发展，美国学术社群都有诸多反思与讨论。诸多的高等教育改革，均有学术社群的主动参与和辩论。美国学术社群对学术自主的意识，正是在这种参与和讨论中得到培养和深化。尽管学术自主是针对教研的自由，但是该原则早已经落实在美国的大学管理制度上，获得了相当稳固的制度保障。

美国的学术自主发展提醒我们，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在大学内部学术人员与行政之间的张力中取得；在大学与政府、公众、出资者、当地社区等外部社会的冲突中维持。许多著名大学的校长，也是在这种张力中，落实大学自治的精神。

若把焦点转回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的其中一项重大挑战，就是学术自主在各种改革的讨论中缺席。学术自主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充分的知识创造和智力交流，因此构成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石，而不单单只是保障教研人员的福利与薪金而已。

它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所遇到的外部或结构性障碍一共有三方面：在国立大学方面，“向政府宣誓效忠”（aku janji）的政策，使得学术自主在国立大专成了不可碰触的禁忌；私立大专的盈利导向，把学术自主视为大学老板利益的威胁；民办非营利大专的族群动员论述，则掩盖和压制了学术人员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

此困局一方面固然是国阵政府自1970年代以来，利用各种扼杀校园自由民主、学术自治自主的政策操弄教育之恶果，但若回顾美国学术自主之发展，马来西亚学术人员本身应该反问自己：外部因素的限制，是集体心灵麻木的理由吗？美国教研人员今天所享受的各种自主和自由，是天赋神授，不经流汗得来的吗？

注释：

注1：本书英文书名是“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笔者所引用乃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之译本，译者徐小洲和陈军于译者前言开头即表示该译本删除了博克具有政治色彩的部分。中文读者阅读此译本时需特别注意，以免被误导。

注2：这方面的行政干预，虽然有正面效果，但是并非全无问题。优待黑人和少数群体的入学政策，后来引发了违反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之争论。

本文原刊于《华研通讯》2008年第3期，其中关于伯克书写《走出象牙塔》一书的背景资料因笔者疏忽而出现错误，笔者已于2008年10月5日修改。